本文转自：今晚报
吴承恩是不是《西游记》作者
天津方志学专家解读学术争议“主流推论而非定论”
日前，纪录片《吴承恩与〈西游记〉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频道热播，首集就聚焦《西游记》作者之谜。昨日，天津市档案馆（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）方志指导部二级调研员沙洵做客南开区档案馆“兰台讲堂”，以方志文献为核心，梳理学术界《西游记》作者学术争议，厘清“吴承恩说”的证据短板。
吴作之疑
现场，沙洵先从“《西游记》故事的演化”，延展到“明清刊本《西游记》的署名”。他以敦煌变文、石窟壁画以及宋元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、元代磁州窑唐僧取经瓷枕、《西游记杂剧》、明代《永乐大典》收录《梦斩泾河龙》（注出《西游记》）等“实证”说明，“百回本《西游记》属于世代累积型作品，是作者根据前人流传的作品，经过加工、润色后成书的。”
沙洵介绍，现存最早的百回本《西游记》是明代世德堂刊印的《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》，学术界因此称之为“世德堂本”，但此本未署作者姓名，序中称“《西游记》不知其何人所为”。
清代刊本多署“丘处机”，直至20世纪20年代，胡适、鲁迅依据天启《淮安府志》等文献，推定吴承恩为《西游记》作者。这一结论虽成为主流观点，但质疑之声从未断绝。俞平伯、章培恒、黄永年、刘勇强、沈伯俊、陈大康等学者先后从文献学、语言学等角度质疑。围绕“吴作说”的争论，至今仍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。
沙洵举例，比如复旦大学章培恒提出清初《千顷堂书目》将吴承恩《西游记》归入史部地理类。还有学者指出，《西游记》中多次出现“承恩”二字，甚至置于“八戒”之前。吴承恩的父亲是赘婿，但是《西游记》中有大量调侃赘婿情节。
吴诗之异
“直接证据薄弱，间接证据不具唯一指向性；方志著录通俗小说不是通例；《千顷堂书目》构成反证……”沙洵也持“质疑说”，他认为天启《淮安府志》著录通俗小说的可能性不高，“因为天启《淮安府志》的‘凡例’称‘其振藻敷华之彦、稗曲野史之遗，则艺文载不朽之。名言丛杂，非齐谐之志怪也。’这里明确排除了志怪小说入志的可能性。”“吴承恩有一部文言志怪小说《禹鼎志》，没被天启《淮安府志》著录。这并非编纂者的疏忽，而是志书凡例的要求。文言志怪小说都不能入志，通俗神魔小说就更不可能入志了。”
结合吴承恩与天津的关联，沙洵介绍，明嘉靖年间年近五旬的吴承恩沿运河北上赴京，途经杨柳青时写下一首诗。“在《射阳先生存稿》与《西青区志》中，这首诗从诗名到内容，有三处不同。”前者名《杨柳青》，诗中有“春深水涨嘉鱼味……落梅愁绝醉中听”句，后者则名《泊杨柳青》，“水涨”亦成“水暖”，“愁绝”亦作“愁觉”。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，是因为《西青区志》引用的吴诗并非出自《射阳先生存稿》，而是出自鲁迅的《小说旧闻钞》，《小说旧闻钞》则转引自《明诗综》。
在接受采访时，沙洵表示，这对当下修志工作有着现实意义：新方志应重视艺文志的编修；第三轮方志编纂应强化史料互证，兼顾多元文献辨析，特别是对引用内容要注明出处。话题回到《西游记》，他表示，目前尚无无可辩驳的一手史料锁定作者，“吴承恩说”是主流推论而非定论，西游作者谜题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解开。
文/摄 记者 单炜炜
